20221029

昨天八点前顺利睡着，睡到快十二点才醒。起来随便吃点苏打和鸡肉串，然后看看直播看看书啥的。一晃就五点了，踩个骑行台。这条路线走过很多次了都没完成，海拔爬升200多米，50分钟训练一般搞不定。完了点个肠粉馄饨什么的过早，接着滚回床上睡觉，睡到十一点多才醒。午饭后打打瞌睡，起来摸鱼。五点多早早吃完饺子，随便写点什么去睡觉了。

国家需要对其统治的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首先就需要收集关于社会的各种信息。但它并非关心所有的信息，而是主要关心那些利于它管理、征税和征兵的信息。就像地图为了给人提供向导，不会将路边每一座房子、每一棵树的细节刻画得栩栩如生一样，国家只会以一种充分简化以致有些狭隘的视角来了解其统治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它发现各地实践的不一致会给它的工作带来很大困扰，于是就推行国家标准，力图将管理工作中清晰性的要求反加诸于社会：语言的统一，货币的统一，度量衡的统一，姓和身份编号的推广等等。近代兴起的科学技术进步又给了很多人以信心，认为可以完全理性地设计社会秩序。在这种信心的鼓动下，在国家感到对社会的了解越来越清晰的前提下，国家认为可以通过一个大的社会工程来彻底改变人们的传统，抛弃糟粕，而从头建造出一个完美的社会。这种社会工程经常失败，概因其抱着高人一等的心态，将以往的实践经验皆视为应抛弃之物。而它所使用的理论，又是建立在相当简化的基础之上，施行起来水土不服。科学本身也有类似的问题。它以逻辑严密和精确著称，常常能够明确其中每个变量的影像。于是我们能够想象，当一个科学工作者试图形成一套理论时，他首先要排除那些不可控因而无法做对照实验的因素，其次还要排除那些无法量化的因素，至少也是蹩脚地硬给它量化了，就像Galgame将人对人的想法简化成好感度一样。这些简化能让官员的工作和科学理论更加清晰，但不能保证包括了所有重要的要素。当这样的社会工程由一个独裁的政权来实施时，更是一场灾难。如果说对于科学家，我们尚可相信他出于对自己学术名誉的关心，不会瞎搞；对于一个独裁政权的官员，有什么能阻止他把管理方便置于其它一切目的之上呢？于是我们看到，在各种农村改造的社会工程中，农民常常被安置在大路旁的空地上。轮作、混合种植和像牧民一样的迁徙都被视作陋习，主要原因就是这样不利于管理，不利于官员对农民的产出进行测量和跟踪。更好管理的是大片种植单一作物的农田，通过机械化的方式进行耕作。这一偏好同样反过来影响了作物本身。植物工程学并不是追求单株产量最大，而是适应工业化种植方法的高产作物：种植密度高、产量高、茎不强韧以收割、利于长时间运输等等。另一方面，这些方法对环境也有要求：大片平整空地、温度、湿度、虫害等等。每个问题都是机械化地利用温室或者化肥这样的东西来解决的。这样的方法在合适的条件下能达到产量最高，但一旦出错——我们知道规模扩大就一定会出错——就会变成培育传染病和害虫的温床。也许前一段时间的史上最大蝗灾就是这么来的。也不是所有作物都能适应这样的种植方式，小麦就因为相性最好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作物，而娇气的覆盆子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除了对工业化和机械化的迷恋之外，对使用社会工程改造人类社会抱有极大信心的人还有一种美学倾向，将视觉上的秩序当成是一切良好运转的表现。他们无法意识到表面上的混乱下可以有非常高的效率和计划周详的秩序。危地马拉的菜园子一眼看上去没有任何秩序，种植了许多不同品种的当地的和欧洲的水果树。但实际上每个问题都被很好地解决了：在陡坡上，但因为土地表层全被覆盖没有水土流失；干旱季节的湿气也能保持住；同种的植物被隔开以避免传染病的传播；肥力被保存，成熟的植物也被埋在垄间；这个园子任何时候都在产出，且只需要很少的劳作。总的来说，因为对农民经验的蔑视，因为对美学秩序的需求，这类社会工程常常变成一场灾难，无论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化，还是初心更好的坦桑尼亚的农村改造，最后都以粮食危机告终，只是为培养野心家提供了温床。我不知道"全面脱贫"和之前的粮食危机的传言有没有关系。这本书有一个令人宽慰的观点，就是尽管国家会出台清晰的制度和政策，但这些指令的执行仍然离不开民间非正式的实践。作者举了巴黎司机通过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而使交通瘫痪的事情，但也没详细讲述。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对于一项复杂的民间活动，国家在自己那个要求清晰性的视角上，只能看到那些可控和可量化的东西，因此留了不少空间给民间自由发挥。面对像农业这样非常复杂的有机过程，农民在长期耕作过程中累积的实践经验比理论化的农学常常更有用。即使是个非常强势的独裁政府也很难越过这一点，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当然不是所有领域都是国家很难干涉的，像传染病防控，就比较适合由专家指导一切，因此也与独裁政权相性很好，连小学生也能嗅到这一点。除了农村改造之外，城市建设也是国家常常想要展现其野心的地方。而且那种极度清晰的美学秩序，其代表正是勒·柯布西耶。然而其设计的昌迪加尔和在其理念影响下设计的巴西利亚都变成了生机寥寥的城市，而在它们旁边生长出了一个更传统的城市——正对应了支撑国家标准计划的非标准实践。芒福德显然是其批评者之一，这本书引用了很多芒福德对巴洛克城市设计的批评。还有一个批评者是简·雅各布斯，她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对街道做了细致的观察，指出复杂而多样的街道的生机和活力。这本书我买了好久了，差不多也该看看了。既然知道国家及其社会工程的野心和危害，我们也许能指出，如何避免这些危害。作者指出了这类社会工程的四个必要要素，国家管理的职责、技术进步改造社会的信念和独裁政权是个人所无法影响的。最后一个要素是软弱的公民社会。这也许对国内整体是成立的，但有没有个别地方是例外呢？我在四月初的时候看到了上海独立建国的倡议，这当然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但是之后的封控能够彻底浇灭这样的想法吗？抱着这种信念的人，是否会为之后战争爆发时更严格的管控开始做准备呢？即使目标不是建国，至少能抵御一下中央的命令？我希望如此，尽管我没有任何办法证实这件事。如果说上海因其地位，容易遭到集火，是否能找到一个小城市，有较为强劲的公民社会，又不是很打眼，国家不会没事过来踩一脚呢？我不知道，但也许有几条思路。在国家格式化地方，将地方变得更清晰更易于管理的过程中，语言是一个重要战场。所以那些方言仍然流行的地方有这样的潜质，我只能想到粤语区和吴语区。因为国家官员对美学秩序的偏好，那些看起来就规划得很工整的城市也必然是政府强势的地方。他们会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样的效率来进行封控。我在知乎上经常看见江苏人吐槽江苏省四分五裂，每个城市都搞出了一个健康码app，这听起来倒像是有些地区自治的意识。还有一条线索就是"赞米亚"，作者另一本书《逃避统治的艺术》描写的对象，它是云贵川、印度等地一片海拔超出300米的地方。我搜了下赞米亚这个词，结果搜到一篇北京日报上云南大学教授写的文章，说这种论调是在模糊中国的边疆主权。这种我一向是当成推荐来看的，不排除这个教授意识到"列入禁书目录会激起人的好奇心"这种效应而故意这样写，更何况这么写的译者序我也看到过不少。b站上搜得到一个朗读这本书的合集，看目录是全的，播放量极低。在个人层面，既然国家强势的是在那些可控可量化的要素，避开它就自然是追寻那些不可控不可量化的因素，比如人类情感、个性和地区特殊性，比如那些很难系统学习，很难传授只能通过不断地trial-and-error才能累积的经验——古希腊人口中的米提斯(cunning intelligence, 奥德修斯常被赞扬有丰富的米提斯，貌似是metis，e上面有一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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